“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何以可能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重大论断，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也深刻阐明了“第二个结合”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源流，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使这条文化源流不干涸、不断流，继续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指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何以可能。

破解百年“古今中西之争”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第二个结合”所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思想的解放为优秀传统文化“松绑”，打开了文化创新的空间，开辟了破解百年“古今中西之争”道路。

　　文化领域的百年“古今中西之争”。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古今中西之争”就是怎样对待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自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面对现代化问题上陷入了长达百年的“古今中西之争”。在清末，面对列强入侵，形成了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派、形成了主张学习日本、西方“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维新派以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在民国时期，以胡适、陈序经、钱玄同先生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并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钱玄同先生甚至一度主张废除汉字。而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先生等则针锋相对，认为要建设“中国本位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做出了试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的努力，但“古今中西之争”并未得到终结，甚至在“文革”时发展为“破四旧，立四新”的激烈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不断流入，国内“国学热”“汉服热”兴起，“古今中西之争”在今天再次浮出水面。

　　唐朝的名臣魏征曾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只有源头不堵塞，才有持续不断地流出活水。因此，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首要的便是为传统文化“松绑”，破除禁锢传统文化的层层“枷锁”，寻求能够破解百年“古今中西之争”、融汇中西文明精华的全新道路，而这个道路就是“第二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习近平总书记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近代以来，被称作思想解放的事件可谓屈指可数：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全面反思和批判了传统，引入了民主和科学，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党的建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解决大革命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问题，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确立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第三次则是在发生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树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第四次思想解放，则是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结束了市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为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道路。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为破解清末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古今之争”开辟了新道路，盖棺定论地肯定了传统文化具有优秀的成分，为正确认识 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为破解近代以来的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中西之争”开辟思想道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为中西文化的结合发展树立了优秀典范，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探索出更为科学、完善的理论和制度，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时代和理论发展的需要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

　　“第二个结合”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时代和理论发展的需要，这构成今天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动力。

　　“第一个结合”向文化、历史领域纵深的拓展。要实现好“第一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不可避免要去认识塑造今天现实的传统文化，去了解现实背后的文化根源。

　　首先，传统文化是现实存在着的，就像春节是现实存在着的一样，这是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客观情况。从现实存在这一点来说，传统文化存在就是我国的一个客观国情，要坚持唯物主义，做到实事求是，就不能忽视这一客观情况。其次，文化是抽象的实际。文化是抽象存在的，它不像一个人或一本书那样，是一种具体的存在物。传统文化寓于人的现实活动之中，并通过人的现实活动表现出来，正如过春节要通过贴对联，贴“福”等把“过节”元素展现出来，这就意味着要把握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文化是塑造实际的实际。正如春运这一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大的规模周期性大迁徙是我国所特有的实际国情，就是由春节这一传统文化所塑造，也是各部门每年需要面临的一个实际挑战。当代的中国有很多情况正和春运一样，是中华传统文化塑造的结果。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动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不是孤立的，而是要和今天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同今天的理论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合起来。“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就是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要求从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等方面更深入去理解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去把握传统文化这一“抽象的实际”和“塑造今天中国当代多数实际的实际”，更深度地实现好“第一个结合”，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也就构成在今天重新重视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动力。

彼此契合中的有机结合

　　“第二个结合”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之所以可能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相互融通，正因为二者相互融通和彼此契合，“结合”才不是强行硬凑在一起的，而是一种有机的结合。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推动者。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唐太宗李世民常常引用《荀子》的这句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也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都是体现中华传统思想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重视。

　　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通。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深刻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批判旧有的哲学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表明了马克思改造世界的强大决心和信心。而中国古代哲学最强调的也是革故鼎新、自强不息，最著名的例子要数《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淮南子》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这些都强烈体现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的世界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上这些都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契合性。